在家庭暴力傷害、妨害性自主（強制性交、強制猥褻等）、毒品危害防制條例（販賣安非他命、施用大麻等）、貪汙治罪條例（行賄、收賄等）等犯罪，常會出現整起案件的證據只有單獨一位證人的陳述，若沒有其他補強證據，這些案件都有拚無罪的空間。哪些證人的證述不能做為全案單一證據，有補強法則或超法規補強法則適用呢？
補強法則、超法規補強法則
所謂的補強法則，是指刑事訴訟法第156條第2項規定，被告或共犯的自白不能作為認定犯罪的唯一證據，必須有其他補強證據，才能認定犯罪。也就是說，當全案的證據只有被告說的話，或只有共犯說的話，作為唯一證據時，不能認定被告有罪，這是為了避免被告遭刑求逼供，或是共犯互咬，導致冤案發生。
所謂超法規補強法則，則是指除了刑事訴訟法第156條第2項規定，被告或共犯的自白以外，司法實務上認為被害人、告訴人、幼童的陳述虛偽危險性較高，也要求應有其他補強證據，才能認定犯罪，這就是超法規補強法則。
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1175號刑事判決：「刑事訴訟法除於第一百五十六條第二項規定「被告或共犯之自白，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，仍應調查其他必要之證據，以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」，明文要求補強證據之必要性外，對於其他供述證據，是否亦有補強性及補強規則之適用，並未規定。判例上承認被害人之陳述（三十二年上字第六五七號）、告訴人之告訴（五十二年台上字第一三○○號）及幼童之證言（六十三年台上字第三五○一號）應有適用補強法則之必要性，係鑑於被害人、告訴人與被告立於相反之立場，其陳述被害情形，難免不盡不實，或因幼童多具有很高之可暗示性，其陳述可能失真，此等虛偽危險性較大之供述證據，即使施以預防規則之具結、交互詰問與對質，其真實性之擔保仍有未足，因而創設類型上之超法規補強法則，以濟成文法之不足」
被害人、告訴人陳述有補強法則適用
因為被害人、告訴人與被告的立場相反，被告被判決有罪、無罪，與被害人及告訴人常有利害關係存在，因此陳述較其他無利害關係的第三人而言，可信性較為薄弱，必須有補強證據來判斷是否與事實相符。
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1352號刑事判決：「被害人關於被害經過的陳述，常意在使被告受刑事訴追，其證明力自較無利害關係之一般證人的證言薄弱，是其陳述是否與事實相符，仍應調查其他證據以資審認。亦即須有補強證據資以擔保其陳述之真實性，使不致僅以被害人的陳述，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。」
對向犯證詞亦有補強法則適用
所謂的對向犯，又稱必要共犯、對立共犯，例如賭博者彼此間、行賄者與受賄者間、毒品販賣者與持有者間。對向犯並不是以共同的目標一起實行犯罪，而是彼此間各懷鬼胎，賭博者各自都想贏彼此的錢、受賄者要的是錢、行賄者要的不是錢，對向犯彼此間有利害關係，證詞的可信性較低，因此需要補強證據。
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5951號刑事判決：「被告或共犯之自白，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，仍應調查其他必要之證據，以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，為刑事訴訟法第156條第2項所明定。此處所謂「共犯」，解釋上亦包括「必要共犯」，即學理上所稱之對立共犯（又稱對向犯），係指二個或二個以上之行為者，彼此相互對立之意思經合致而成立之犯罪，收受及交付賄賂之雙方，即屬所謂對向犯」
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1175號刑事判決：「而投票受賂者指證他人投票交付賄賂，雖非屬明文規定之共犯（共同正犯、教唆犯、幫助犯）證人，但因自首或自白收受賄賂，得邀免除其刑或減輕其刑之寬典（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十一條第一項參照），甚或得由檢察官為職權不起訴或緩起訴處分，因而不免作出損人利己之陳述，此有關對向正犯指證他人投票行求賄賂之證言，本質上亦存在較大之虛偽危險性，為擔保其陳述內容之真實性，基於相同法理，仍應認有補強證據之必要性，藉以限制其證據價值。」
幼童證詞有超法規補強法則適用
幼童比較容易遭受他人引導，用字遣詞較不如成人精確，難以釐清判斷些微差異，詞語對法律適用失之毫釐、差之千里，陳述內容與真實情況恐怕未盡相符，因此需要補強證據。
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4513號刑事判決：「證人年尚未滿8歲，其所為證言乃無具結能力之人之證言，雖非絕對無證據能力，然其證言是否可信，審理事實之法院，仍應為其他證據之調查，以為取捨之依據（本院63年台上字第3501號原法定判例意旨）。申言之，因幼童多具有很高之可暗示性，其陳述可能失真，此虛偽危險性較大之供述證據，即使施以交互詰問與對質，其真實性之擔保仍有未足，自應調查其他必要之補強證據以擔保其指證、陳述確有相當之真實性，而為通常一般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者，始得採為論罪科刑之依據。此所謂補強證據，並非以證明犯罪構成要件之全部事實為必要，倘其得以佐證幼童指證、陳述之犯罪事實非屬虛構，雖非直接可以推斷該被告之犯罪行為，但以此項證據與幼童之指證、陳述綜合判斷，若足以認定犯罪事實者，仍不得謂其非屬補強證據。」
適格補強證據是指與犯罪事實有關的證據
所謂補強證據是指與犯罪事實有關連性的證據，只要能證實犯罪事實有相當程度真實性即可，不能單純只是證明告訴人、被害人、幼童講的話很可信。例如：被害人指控遭被告性侵，能直接證明被告性侵的唯一證據，只有被害人的控訴之詞，原則上不能據此判決被告有罪。
但如果有補強證據，像是被害人遭性侵後離開房間時的監視器畫面，第一時間前往醫院驗傷病歷，與家人朋友通聯紀錄及內容，社工人員的輔導觀察紀錄，事後長期診斷證明等，就有機會認定被害人所述遭被告性侵的犯罪事實有相當程度真實性。如果被害人沒有提出前述補強證據，反而請親友前來法庭證明自己不曾說謊、每月定期捐款給公益團體等，這些只能增強被害人指述憑信性，但仍不足以作為補強證據，無法據以認定被告有性侵犯罪。
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1352號刑事判決：「所謂補強證據，則指除該陳述本身以外，其他足以證明犯罪事實確具有相當程度真實性的證據而言，且該必要之補強證據，係指與構成犯罪事實具有關聯性的證據，非僅在增強被害人指訴內容之憑信性而已。」
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1175號刑事判決：「所謂補強證據，則指除該不利於己之陳述本身之外，其他足以證明所陳述之犯罪事實確具有相當程度真實性之證據而言，至於指證者前後供述是否相符、有無重大矛盾或瑕疵、指述是否堅決以及態度肯定與否，僅足為判斷其供述是否有瑕疵之參考，其與被告間之關係如何、彼此交往背景、有無重大恩怨糾葛等情，因與所陳述之犯行無涉，自均尚不足作為其所述犯罪事實之補強證據。」（本則判決對被告較有利）
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5951號刑事判決：「所謂「其他必要之證據」，自亦須具備證據能力，經合法調查，且就其證明力之程度，非謂自白為主要證據，其證明力當然較為強大，其他必要之證據為次要或補充性之證據，證明力當然較為薄弱，而應依其他必要證據之質量，與自白相互印證，綜合判斷，足以確信自白犯罪事實之真實性，即足當之。至於其他必要證據之補強證據，不問其為直接證據、間接證據，或係間接事實之本身即情況證據，本於合理的推論而為判斷，要非法所不許。而補強證據，並非以證明犯罪構成要件之全部事實為必要，倘其得以佐證對向犯所為不利於被告之陳述非屬虛構，能予保障所陳述事實之真實性，即已充分。」（本則判決對告訴人較有利）
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1256號刑事判決：「證人陳述之證言，常有就其經歷、見聞、體驗事實與他人轉述參雜不分，一併供述之情形，故以證人之證詞作為性侵害被害人陳述之補強證據，應先釐清其證言組合之內容類型，以資判斷是否具備補強證據之適格。其中如係屬於轉述待證被害人陳述其被害之經過者，因非依憑自己之經歷、見聞或體驗，而屬於與被害人之陳述被評價為同一性之累積證據，應不具補強證據之適格；但依其陳述內容，茍係以之供為證明被害人之心理狀態，或用以證明被害人之認知，或以之證明對聽聞被害人所造成之影響者，由於該證人之陳述本身並非用來證明其所轉述之內容是否真實，而是作為情況證據（間接證據）以之推論被害人陳述當時之心理或認知，或是供為證明對該被害人所產生之影響，實已等同證人陳述其所目睹之被害人當時之情況，則屬適格之補強證據。從而證人在審判中具結所為之陳述，究為傳聞或非傳聞，仍應求之待證事實與該一陳述者之知覺間之關係如何為定，陳述者所為知覺體驗之內容，以之為待證事實者，自非傳聞，若陳述者僅係傳述他人，亦即與待證事實有直接知覺之人之見聞者，則為傳聞。」
結論
補強法則是指依照刑事訴訟法第156條第2項規定，被告與共犯的陳述，不能做為認定犯罪事實的唯一證據，超法規補強法則是司法實務上衍生出被害人、告訴人、對向犯、幼童的陳述，因為虛偽危險性較高，也不能作為唯一證據認定犯罪事實。刑事案件對被告來說，是涉及生命、自由、財產的程序，有無爭取無罪空間？建議於接受警詢或偵訊前，先與擅長刑事訴訟的律師諮詢討論，以免被告在警察或檢察官面前作出不利陳述，反而被作為補強自己犯罪事實之證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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